假牛肉案刺痛人心：民众为何希望对造假者处以极刑？ 王营 四川绵阳一起肉制品造假案，撕开了食品造假隐蔽而丑陋的一角：不法商贩购进低价猪腱子肉，用柠檬黄染色、喷洒牛肉香精、涂抹牛油，三重伪装之下，猪肉摇身一变高价牛肉，长期欺骗市民，非法获利超百万元。而在全省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中，四川今年已查办相关案件 3769 起，涉案金额高达 1.8 亿余元。一桩个案背后，是肉制品造假链条的泛滥，是老百姓舌尖安全持续受到的侵扰。案件曝光之后，不少民众愤慨不已，甚至发出对造假商贩处以极刑的呼声。这份愤怒，源于对食品安全底线被反复击穿的痛心，但治理食品造假，不能止于情绪宣泄，唯有坚持法治原则、完善全链条治理，才能真正筑牢食品安全防线。 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食品造假，从来不是简单的 “缺斤短两”“以次充好” 的小事，它直接触碰民生底线，兼具欺诈属性与健康风险。本案中的造假手段极具迷惑性，色素、香精、牛油层层包装，普通消费者仅凭肉眼、嗅觉根本无法分辨真假。长期购买食用这类伪装肉制品，消费者不仅遭受财产损失，人工色素、违规香精的持续摄入，也会给身体健康埋下隐患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类造假往往不是孤立个案。 从市场上屡见不鲜的鸭肉冒充牛羊肉、勾兑假酒、劣质调料，到各类添加剂滥用，食品造假的套路不断翻新，造假者瞄准信息差，专挑普通消费者辨识能力弱的品类下手，形成跨环节的灰色产业链。造假者追逐暴利，漠视诚信，漠视公众健康，透支社会信任。当菜市场、生鲜摊点都需要消费者时刻提防 “买到假货”，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交易信任就会被侵蚀，食品安全焦虑会持续蔓延。民众的愤怒，本质上是对安全、公平消费环境的迫切渴求。 民众希望对食品造假施以最严厉惩罚，共情可以理解，但法治社会的处罚，必须恪守罪刑法定、罚当其罪的基本原则，不能顺着情绪突破法律边界。我国刑法规定，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。本案涉案行为属于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，造假商贩主要是以猪肉冒充牛肉，虽然涉案金额巨大、持续时间长，但案件中并没有造成致人死亡、重伤等极端后果，依法并不适用死刑。如果仅凭公众愤怒就突破法律框架，随意主张适用死刑，会破坏法治的统一性与稳定性。刑罚的意义，不只是报复惩戒，更在于精准惩戒、有效震慑、预防再犯。当然，不适用死刑，绝不等于纵容食品造假。 现行法律体系已经为严惩食安犯罪预留了足够空间：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，销售金额两百万元以上，最高可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；如果在食品中掺入有毒、有害非食品原料，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最高可判处死刑中国人大网。同时，除自由刑之外，财产刑、从业禁止、信用惩戒等手段，同样可以斩断造假者的牟利根基，剥夺其重操旧业的机会。绵阳这起案件的判决，主犯获刑七年并处罚金，从犯缓刑并处罚金，就是依法严惩的体现，既回应了社会关切，也守住了法治底线。 根治食品造假，关键不在 “重判某一个人”，而在于落实 “四个最严”，构建从源头、流通到终端的全链条闭环监管，让造假行为难有生存空间。食品造假之所以屡禁不绝，根源在于部分环节存在监管缝隙：流动摊贩隐蔽性强、小作坊分散、香精色素等辅料流通管控松散、日常抽检覆盖面不足，很多造假窝点长期潜伏，依靠熟人渠道、线下散卖规避检查。专项整治可以集中清理一批案件，但专项行动不能替代常态化监管。 一方面，监管端口要前移，紧盯肉制品、散装熟食等高发品类，对农贸市场、街边摊贩、小型加工点加大常态化抽检、突击检查力度，用好 DNA 物种鉴定等技术手段，让伪装肉制品无处遁形；对香精、色素等食品添加剂的销售流向做好登记管控，切断造假原料供应链。另一方面，要压实各方责任，落实处罚到人制度，对违法经营者高额罚款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，纳入失信黑名单，实施长期行业禁入，让造假者 “一次违法、终身受限”，打消 “违法成本低、收益高” 的侥幸心理。 共治，是食品安全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监管力量有限，而消费者遍布市场各处。应当畅通举报渠道，完善举报奖励、吹哨人保护机制，鼓励市民发现可疑食品及时举报；市场经营主体也要树立诚信底线，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，引导商户规范经营。同时，面向大众普及食品安全辨别知识，提升消费者识别假冒肉制品的能力，减少信息不对称。监管执法、行业自律、群众监督同向发力，才能织密一张全方位的防护网。 食品安全是民生大事，容不得半点松懈。面对花样翻新的食品造假，我们既要理解民众守护舌尖安全的迫切心情，保持对违法犯罪 “零容忍” 的态度，持续加大打击力度；也要守住法治理性，坚持依法惩处、罚当其罪。愤怒解决不了长久问题，严刑峻法只有镶嵌在严密的监管体系之中，才能发挥最大震慑效果。唯有持续补齐监管短板，抬高违法成本，培育诚信经营的市场风气，一点点压缩造假空间，才能让老百姓走进市场，不必再处处提防、步步小心，真正吃得